中国社科院 陈明｜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1945-1990）

　　中国社科院 陈明｜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历程（1945-1990）本文选取处于欧洲发展前沿的英国和荷兰作为例证，通过这两个国家的交叉验证来说明欧洲农业农村现代化进程的时序特征。

　　二战后，欧洲的主要任务是恢复重建，首先要解决农产品供给问题，农业现代化受到优先考虑。1947年、1957年英国先后出台了两轮农业法案，主要目标都是发展高效的农业生产、稳定农产品供应和价格。1962年启动的欧洲共同农业政策（CAP）在稳定农产品市场、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技术进步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农业生产体系和贸易体系恢复之后，地块狭小成为制约农业生产力进一步释放的主要因素。

　　整个1960年代，欧洲农业发展的主题是“农场合并”，10年间，英国每年有超过10000英里的农田树篱被移除；荷兰实施了一批农业用地（再）开发、设施可及性和水资源管理的大型项目，重组了大大小小1000多个农场，整个荷兰乡村土地几乎重新整理了一遍。

　　西欧国家战后用了差不多20年时间逐步扭转了农业滑坡的局面，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与之相伴的是，农业劳动力需求下降，农村地区又缺少非农收入机会作为补充，农民报酬率大大低于产业工人的一般水平，农村人口大量外流；紧随其后的是，私人交通普及带来了通勤距离的延长，农村居民的就业半径和消费半径向外扩展，原有的农村社区陷入了人口外流与服务萎缩的陷阱当中，有人称之为“农村剥夺的恶性循环”。

　　与美国依靠市场发展的溢出效应不同的是，欧洲各国采取了更多的国家干预和规划管控来促进乡村发展。欧洲农村现代化起步的标志性事件是：1965年，荷兰和联邦德国颁布了第一部《空间规划法》，农村地区开始进入空间规划考虑范围；1968年英国组建乡村委员会，开始将注意力扩展到乡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改善方面。

　　1970年代，欧洲国家给予了农村发展更为广泛的关注，这些政策主要是通过规划管控实现的。荷兰于1976年、1977年分别出台了《城市化地区备忘录》和《农村地区备忘录》，以指导城乡发展规划。两个备忘录的主要内容包括：（1）避免城市发展拥堵和不平衡；（2）保护开放空间和高价值生态景观区；（3）缩小经济社会发展的区域差异；（4）缩小服务水平的区域差异。

　　作为工业的发源地，英国的城乡规划要早得多，二战期间，《巴罗工业和人口分布报告》（1940年）、《斯科特土地利用报告》（1942年）、《厄斯沃特补偿和改善报告》（1942年）就已经针对城乡布局、土地开发利用等问题进行过深入讨论；后来的《新城镇法》（1946年）强调了人口在大中小城市协调布局的目标，《城乡规划法》（1947年、1959年）规定了城乡规划的基本框架。战后恢复期间，英国城乡规划政策主要是为高效农业保驾护航，1970年以后才在推进农村发展方面发挥了更全面的作用。

　　这一时期，英国规划管控的方向性调整主要包括：（1）从对农业部门的片面关注转向更大的自然与环境空间的综合规划；（2）建立农村发展区（RDA）制度，对农村失业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进行综合处理；（3）进行政府重组，将详细规划权力下放给新成立的地区性权力机构等。1987年在欧洲委员会的主持下欧洲乡村运动开始，这一运动致力于提醒人们关注“农村环境和传统生活方式所受到的威胁”，并直接引发了次年共同农业政策的历史性转向。

　　整个战后时期主导欧洲农业政策的扩张主义观念在20世纪80年代末宣告结束，农业政策发生了重要转变。这一转变的一个重要面向是：战后的扩张主义和生产主义政策被放弃，农村发展政策开始向绿色主义和后生产主义转变。

　　对整个欧盟来说，政策的转向始于1988年共同农业政策改革，改革后的政策更加强调将资金瞄准地方性的农村问题，以便发展经济、增加收入、解决服务缺失和老龄化等问题。上述转变有三个重要背景：一是农业支持保护费用的增加及由此带来的预算紧张；二是长期增长之后发达世界的农业生产过剩；三是公众对环境问题的关注逐步深入人心。当然，如果没有前面两方面压力的刺激，环保主义的取向未必会迅速形成有效的行动。

　　1995年中欧体育官方网站，英国发表了题为“英国乡村：一个致力于乡村生活的国家”的，一定程度意味着这次转向趋于成熟。所宣示的政策含义包括：（1）从部门性方法向地方性方法转变；（2）从关注规划管理向关注人民生计转变；（3）从把农村看成一个均质的国家空间向承认农村的多样性转变。这一转向客观上对欧洲农场企业、农村社区、土地使用、景观维护和公共准入等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并且成为日后欧洲农村政策的基石。

　　[陈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本文摘录自陈明：《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世界进程与国际比较》，《经济体制改革》2022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