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体育登陆入口【世界知识】当中国式现代化遇上非洲现代化（下）

　　中欧体育登陆入口【世界知识】当中国式现代化遇上非洲现代化（下）2024年中非合作论坛峰会于9月4日至6日在北京隆重举行。这是中国近年来举办的规模最大、外国出席最多的主场外交。

　　9月5日上午，国家主席习在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时指出，中非友好穿越时空、跨越山海、薪火相传。2000年中非合作论坛成立，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24年来特别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本着真实亲诚理念，携手前行。我们在世界百年变局中肩并肩、手拉手，坚定捍卫彼此正当权益；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强筋骨、壮体魄，累累硕果惠及中非亿万百姓；我们在大灾大疫面前同甘苦、共拼搏，书写了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我们始终相互理解、彼此支持，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经过近70年的辛勤耕耘，中非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习主席在主旨讲话中说，面向未来，我提议，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提升至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本届峰会聚焦“携手推进现代化，共筑高水平中非命运共同体”这一主题。可以说，实现现代化是中国和非洲国家的共同追求。当前，中国正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非洲正处在寻找现代化道路与模式的关键时期。中非是现代化发展道路上相互不可或缺的伙伴。本期“封面话题”邀请四位长期专注于非洲研究的学者，以圆桌讨论的形式，解读“什么是现代化”“非洲在现代化进程中的探索试验、遭遇的阻碍中断”“携手现代化，中非可以一起做些什么”等议题，从而全面理解中非关系和中非互利合作的内涵。

　　黎文涛：现代化的概念，一直处于被解构被建构的过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亚洲“四小龙”与“四小虎”的崛起，可以说是西方定义的现代化模式的一种体现。而中国在过去二三十年的发展，可以被看作是西方传统的现代化概念不断被修正、革新，甚至是被推翻的过程。现代化的实现没有统一的模式、道路，只有适不适合自己国家的国情。当前，对非洲来讲，现代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不仅仅是指在物质层面实现现代化目标，还有其他层面，比如文明。只有几方面协调前进，才能够成功实现现代化。

　　非洲对工业化或者说现代化一直是孜孜以求的。上世纪80年代初，非洲国家集体提出“拉格斯行动计划”，旨在增强非洲国家自力更生的能力、推动非洲实现工业化，但是基于种种原因，该计划失败了。在21世纪伊始，非洲又出台了第二份聚焦工业发展的计划，但也被扼杀在摇篮中。2016年，非洲又出台了第三份工业发展计划。从目前来看，非洲工业化进程还是比较缓慢的。

　　非洲的现代化尝试迄今为何未能取得成功？或者说，非洲为什么发展不起来？核心问题还是非洲至今没有找到一条适合自己国情的发展道路，或者说是现代化道路，这也是为什么这次峰会把主题聚焦于“现代化”。非洲的殖民统治遗留问题尚未被完全根除，再加上西方强加的不适合非洲实际情况的制度，所有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非洲的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是相互矛盾、不协调的。我曾经去南部非洲调研，发现这些地方的工会组织特别发达，维护正常权益当然是很有必要的，可这些组织很多时候提出了一些很不合理的要求，这对当地工业发展是不利的。当前非洲所需要的，是把所有资源集中起来搞生产、促发展，但这在非洲实现起来非常难。非洲当前如果没有强有力、负责任的高效政府，怎么来推动工业化发展？

　　唐晓阳：非洲现代化进程的起步，开始是源于欧洲对它们的殖民以及贸易。在独立之后，非洲尝试过采取不同的方案，包括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西方的自由经济以及结构主义的工业生产，但效果都不是很理想，非洲一直处在世界经济发展中比较落后的位置。

　　很多非洲国家在短期内可能会有比较快的增长和工业化发展，但是从长期来讲，其工业化进程就是难以持续，到现在非洲国家基本上在世界市场上只能依赖一些低附加值的传统资源型产品参与世界市场分工，而自己国内的农业没有产业化，工业化程度也非常低，青年失业现象凸显。因此，非洲目前的现代化进程还没有一个非常明晰的路径，除了少数几个小国，比如毛里求斯、塞舌尔，因地理上具备独特因素，所以能够通过旅游服务业和贸易实现国家发展。有些非洲国家甚至还出现了现代化、工业化的现象，比如南非。

　　非洲现代化进程还面临一个瓶颈，就是非洲版图碎片化，导致各国之间交通不太便利。当然，这也是受到了西方殖民历史的影响。国家之间联通不畅，再加上行政上的分割，过小的碎片化的市场显然不利于现代化的产业发展。

　　黎文涛：我们也要看到非洲发展的现实困境和不容易。大多数非洲国家是在上世纪60年代才获得独立的，独立时间并不是很长。有些国家为了独立进行反殖民斗争，还陷入了内战，很难专心搞发展。独立之后，不少非洲国家经历了大概十年的较快发展，但而后又被西方强加以一套有条件的“结构调整计划”和以“华盛顿共识”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如前所述，非洲经济在这个阶段受到了很大打击，工业化尤其遭遇困境。冷战结束后，在西方的压力之下，非洲大多数国家一夜之间按照西式制度进行改造。在此过程中，非洲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上世纪90年代，非洲爆发了多场战争和内战，比如大湖区战争、索马里内战、卢旺达大都发生在这个时期。我认为，这是非洲在消化西方强加的制度所带来的阵痛。一直到本世纪，非洲才算可以比较专注于自身的发展了。某种程度上看，非洲发展时间也就20年左右。

　　王进杰：非洲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既要借鉴国际经验又须结合自身实际的双重挑战。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完全适合非洲的国情，因此非洲国家必须探索符合自身特点和需求的发展道路。这一过程充满了曲折和反复，但也是非洲国家自主发展、寻求多元化发展路径的必然历程。我想用两个国别的例子说明非洲国家曲折且反复的现代化历程。

　　第一个例子是埃塞俄比亚。梅莱斯1991年任埃塞总理后，领导埃塞人民阵线，推进“发展型国家”治国理念，强调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通过国有化、五年计划和发展重工业等手段推动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实施农业改革和土地改革。梅莱斯的“发展型国家”道路和强势统治，曾经造就了埃塞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尽管如此，梅莱斯时期实行的“族群联邦制”放大了埃塞国内的族群隔阂，为这个由80多个民族组成的国家未来发展埋下了隐患。2018年阿比总理执政后，联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试图缓和族群矛盾的措施，但是族群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变得更加恶化。与此同时，阿比的治国理念也不再坚守“发展型国家”道路，开始逐渐倾向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最近几个月，埃塞经济出现动荡，本币快速贬值，外资撤离。埃塞之所以采取较大力度调整经济政策，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附加条件密切相关中欧体育。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埃塞的发展非常反复和曲折。

　　第二个例子是津巴布韦。说起津巴布韦，大家都会回溯穆加贝执政时期推行的土地改革，这是该国历史上推进现代化进程中非常重大的事件，旨在解决殖民时期遗留下的土地分配不均问题。一开始，津巴布韦还是采取了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推进改革，采取购买土地重新安置的方式将土地分配给没有土地或者是地少的农民。到了2000年时，该国开始采用激进的方式进行土地改革，强制把西方农场主的土地分配给当地农民，引发了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大量的西方农场主离开津巴布韦。津巴布韦试图摆脱西方的束缚和阻力，但激进的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急剧下滑，该国也遭遇了严重的粮食短缺问题。农业生产的衰退外加恶性通货膨胀，导致津巴布韦国民经济崩溃。2000～2009年，津经济增长率一直为负数。现在津巴布韦又试图吸引农场主回来。

　　从这两个案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在选择经济发展道路、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过程中，一定要和自身的体系配套，政府治理和经济政策要同步前行，否则就会形成一种撕扯和阻力，导致现代化发展之路充满反复和曲折。

　　对中国而言，我们需要做的是去更好地理解非洲国家的价值体系、内在文化，以及它们所经历的国家起伏发展的过程，这样中国企业才能更好地融入到当地的发展中。

　　黎文涛：近几年，在世界变局之下，非洲也在变化，其中一个重要体现就是，非洲正在发生“二次觉醒”。“一次觉醒”是指非洲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而进行的反殖义、反帝国主义斗争。在当前的“二次觉醒”中，非洲体现出对自身发展模式的反思。在萨赫勒地区，部分法语非洲国家实行再次“去殖民化”，它们称之为“二次独立”。同时，这些国家出现了反西方的态势，要求收回经济主权。

　　近些年，非洲对既有发展模式和制度的反思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一是对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和新自由主义的反思。非洲的智库学者、政府官员都对此进行过批判。二是很多非洲国家曾经历过某种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实践，但在实践中走了一些弯路，对此它们觉得应该改进。三是对经济依附论的反思。伊曼纽·沃伦斯坦、萨米尔·阿明等提出的经济依附论（认为不发达国家对发达国家的经济依附是造成不发达国家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在非洲比较流行，而且得到很多学者、官员的青睐。但是这套理论其实是把非洲发展不起来的原因全部归结于外部因素，无法促使非洲也以内审式的方式看待发展问题。

　　刘海方：当下全球已迎来新一轮产业布局和科技博弈。全球对非洲的能源资源投资进入新一轮热潮。这是西方对非洲的双向挤压：一方面对非洲掀起新的投资热潮，另一方面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之下，西方“减排”又在遏制非洲发展的可能性。这也正是西方双重标准的体现：在要求非洲实行绿色发展的同时，又在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大量进口非洲的煤炭等资源。

　　现在全球正在经历历史性地缘变迁，新冠疫情、乌克兰危机、巴以冲突等事件背后西方表现出的自私与双标行为，都让非洲进一步意识到西方的不可靠，需要自我提升发展能力，加快自己的工业化发展，但是长期形成的与西方之间的结构性困境并不容易摆脱，加上各种各样的其他因素，非洲工业化进程可能不会一帆风顺。

　　刘海方：当中国式现代化遇上非洲现代化，首先这种“相遇”肯定是双向的。我想先从英国前外交大臣黑格曾经的一个表述说起。他曾说，拜中国之所赐，西方才突然意识到非洲不是我们原来想象的那个样子，因为双方贸易额差不多是均衡的：中国买了非洲的资源，但是非洲也能用那么多的钱去购买中国工业品。他的言外之意是，把非洲看成等着被援助与拯救的对象，是传统上的西方认知中的非洲形象，但因为有了中国的介入，整个非洲的形象发生了重大改观，世界终于开始将非洲看作“大市场”了。之前，非洲是所谓黑暗的形象，现在突然变成了崛起的新兴。

　　中国从上世纪60年代就开始支持非洲民族独立解放运动，如今中国与非洲的经济合作，对于非洲的国际地位都起到了塑造作用。黎老师刚才谈到非洲“二次觉醒”或“二次独立”，表明非洲在上崛起的态势也是非常明显的。

　　从万隆会议到现在，尽管国际形势越来越复杂，但我们也看到南方国家更加多元和多样化。回溯起来，其实是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起，南方国家就有了团结意识，经历了冷战时期的大国争霸，克服了国际经济秩序中的南北矛盾，一直携手走到了今天，不管是在经济领域还是领域，“全球南方”国家正逐渐形成更加强大的合力。在接下来的新阶段，中非合作仍将是双向的，而整个南方国家携手共进的历史进程也正在展开。在这样的整体态势之下，非洲获得了替代性的资金与技术、替代性的发展道路方案，所有这些都冲击着西方殖民统治非洲500年形成的结构性困境。

　　去年皮尤发布了一项有关对华认知的调查，选取了20多个它们认为的全球重要国家。调查显示，西方国家几乎都给出了消极评价，但“全球南方”国家大多对中国持正面看法。其中包含的三个非洲国家肯尼亚、尼日利亚和南非对中国的好感度分别是72%、80%和60%。“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和相互支持与肯定无需赘言。对于非洲来讲，其现代化命题就是把自己从在西方资本主义战车上的依附地位中剥离与解放出来，然后在经济上制定好发展规划，与“全球南方”伙伴一起向前走，这个过程中知识与经验的传递和相互启发无疑是重要的。

　　关于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的挑战，对非洲来讲，当下最困难的问题，不仅是其已经意识到了思想在震动，也意识到应该要向南方国家学习，去调整自己的发展路线，更关键的可能是非洲国家已经制定了发展规划但如何付诸实施的问题。非洲国家处于不是一个只有国家这一单一行为体的现状，内部是非常多元复杂的，同时各种复杂的国际力量也在此角力。因此，非洲现代化进程是多种力量博弈的过程，非洲国家很难作为一个单一行为体顺利推进发展路线。作为非洲的合作伙伴，中国应更深入理解非洲的生态，在制定发展合作计划时，更加知己知彼，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和负面影响。

　　黎文涛：有关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合作应体现在理念共识层面，相关倡议应明确地提出支持非洲的现代化道路。这将是对非洲自主探索发展道路的鼓励和支持，也契合了非洲“二次觉醒”的新和新生态。此外，“全球南方”是一个很好的平台，只有抱团取暖，才能实现真正的独立自主发展。这一点中国跟非洲是有共识的。

　　历史上，中国和非洲的合作可能更多是一种“穷帮穷”。改革开放刚开始时，中国人均GDP只有撒哈拉以南非洲人均GDP的三分之一。现在随着中国发展起来，中国更加有意愿有能力带动非洲共同发展。

　　具体来说，中国和非洲可以一起做些什么？第一，促进非洲农业现代化。非洲有全世界最好的农业资源，土地很肥沃，未开垦的土地面积在全球占比是最高的。但是，很多非洲国家还没有实现粮食自主安全。从中国改革开放经历来看，改革也是从农村、农业开始的，如果要实现现代化，核心问题就是要解决粮食问题，这样才能使得国家和社会稳定下来。去年中方已宣布实施《中国助力非洲农业现代化计划》，愿进一步同非方探索中非农业合作新路径，和国际社会一道，帮助非洲实现非盟《2063年议程》、《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关于发展现代农业的有关目标。

　　第二，共同促进工业化发展。去年习主席在访问南非时，宣布中方发起《支持非洲工业化倡议》。今年中非合作论坛也发布了一些具体举措。中非现代化历程是相互推动、相互支持的。在工业化方面，新质生产力是中非未来合作的新增长点也是战略合作领域，中国有相应的资金以及成熟技术和能力推动非洲新能源产业发展，而非洲所提供的相关关键矿产是中国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外部依托。有统计数据表明，新一轮全球工业所需的战略资源，尤其是关键矿产，非洲的储量大概占到全球总储量一半以上。现在中国要打造新的发展格局，提升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性韧性，非洲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关键的，尤其是面对美西方对华采取的“小院高墙”“脱钩断链”，中非合作的现实意义就更大了。此外，这些年非洲也在努力推动自贸区建设。非洲自贸区是一个覆盖非洲联盟所有成员的市场，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所以，非洲对中国的现代化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当然，中国的经验与技术同样可以与非洲国家共享，推动非洲工业化发展。

　　第三，支持非洲人才现代化。要实现工业化，人才不可或缺,而且人才对国家未来的自主意识、战略自主起到关键作用。非洲的技术型人才是非常稀缺的，甚至出现了青黄不接的局面。同样在去年，中方发布了《中非人才培养合作计划》，包括每年为非洲培训500名职业院校校长和骨干师资，培养一万名“中文+职业技能”复合型人才，邀请两万名非洲国家政府官员和技术人才参加研修研讨活动等。

　　我觉得中国应该耐心地和非洲一起携手来寻找一条适合其发展的道路。就非洲说，发展道路并不是定于一尊的，找到适合自己的道路是最重要的。中国的成功可以给非洲带来一些启示，但并不是要非洲全盘复制中国的道路，因为中国和非洲的国情、制度都是不一样。但在一些方面，如在扶贫领域，中非应展开借鉴交流。

　　唐晓阳：中国的现代化和工业化发展的经验是非洲国家非常感兴趣的，而且中国由于本身工业发展的需要，也使中国和非洲国家有了更紧密的联系。促进非洲农业产业化科技化，帮助非洲建造满足工业化现代化需要的基础设施，以及对非洲制造工业进行投资，这些都是中国对非合作的几个重点领域。在过去20年里，中国对非洲的工业投资和合作是在一些重点国家铺开，比如埃塞俄比亚、尼日利亚、肯尼亚、坦桑尼亚、南非，通过工业园的形式以及建设大型基础设施和大量的工业投资使当地形成了一定的工业基础，这让非洲国家看到了新的工业化的希望，但也需要承认，这些就行业和地区来说都是比较局限的。当全球经济或者整个非洲地区经济陷入困境的时候，这一工业化进程也会产生停滞甚至。能否形成广泛而持续的工业化动力，这才是中非合作需要去探索和加强的部分，中国企业在此方面也不断努力着。

　　王进杰：通过调研和观察，我想谈谈，如何提升中国在非洲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效能。首要之务在于深化人力资源开发领域的合作，尤其在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方面。这个暑期我们团队在非洲各国进行了实地考察，对逾50家中国在非企业进行了调研，发现这些企业普遍面临本地劳动力技能短缺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历史根源可追溯至西方殖民时期遗留的教育体系，该体系所培育的人才结构与当地发展需求存在脱节。加之各国在教育改革进程中的滞后性以及资金短缺，导致了教育体系与劳动力市场之间严重不匹配，这已成为中非合作领域内亟待解决的关键瓶颈。中国在非洲人力资源开发方面已取得一定成就，例如，在非洲多国建立鲁班工坊，推动开放大学海外学习中心的教学项目。未来，中国应进一步加大对非洲本地小型职业技能项目的投入，这些项目虽资金需求较低，但在促进民心相通和文化交流方面具有显著效益，这些“小而美”的项目应成为中国下一阶段参与非洲现代化建设的重点领域。随着中国企业在非洲的投资不断增加，其在当地生产力发展中的带动作用日益显著，技术溢出效应也随之显现。展望未来，中国企业应更加主动地参与到技术转移的进程中，实现资本和技术、技能的同步输出，以形成更加有力的协同效应，从而在非洲现代化建设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其次，中国应深化在非洲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参与度。迄今，中国已在非洲设立了超过2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这些中心在推广先进农业技术和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中非农业合作正从单一技术传授逐步向农业产业化发展。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许建初老师主导的“牛角瓜项目”是中非农业合作的一个典范。牛角瓜果实中的纤维是一种潜在的天然纺织材料。许老师及其团队的研究为当地农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并有望推动纺织行业的发展。因此，未来的合作策略应着重于增强非洲的农业创新体系，充分利用本土优势农业资源，完善农业产业链条。

　　第三，中国应致力于参与非洲次区域一体化的构建与发展。尽管非洲自贸区及区域一体化的概念在近年来得到了广泛讨论，但实际进展表明，非洲区域一体化的实现是一个复杂且充满挑战的过程。非洲的广阔地域及各国之间的显著差异增加了一体化进程的难度，这要求一个长期的逐步推进的策略。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可先行着眼于非洲次区域一体化的特定领域，通过参与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促进关税及贸易便利化措施，以及推动跨境项目的实施，为非洲一体化提供实质性支持。此外，中非可借鉴东盟等地区在区域一体化方面的成功经验，将其适应性地引入非洲的次区域一体化实践中。

　　第四，鉴于非洲能源领域的广阔发展潜力，中非两国应进一步强化在此领域的合作。我们在实地考察中深刻认识到，电力供应不足已成为制约非洲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关键瓶颈。以赞比亚为例，该国目前正经历每日长达十余小时的电力限制，这对其工业化进程和农业现代化构成了严重障碍。因此，中国有能力且应当支持非洲在能源领域的发展，特别关注电网基础设施的区域互联互通以及跨境电力项目的实施。此外，中非在可再生能源领域，包括风能和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技术的应用与推广方面，亦具有巨大的合作潜力。

　　唐晓阳：外界对中非合作、中国对非援助和投入有些杂音，主要是源于对中非目前合作模式有误解。中国对非合作不是单方面的居高临下式的简单援助，而是授人以渔，是在尊重市场规律和平等原则、尊重非洲各国需求的基础之上的可持续的互利合作。那种纯粹的单方面援助倒是西方国家一直采用的，且是附加条件的。我们早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即单纯的援助对中国不可持续，对非洲的发展也没能有长期的效果。反而是这种平等的贸易往来和商业性质的投资，更有利于非洲国家配置资源，从而实现发展，形成双赢。中非双方的合作不仅增强了非洲的发展能力，改善了非洲的营商环境，也为国际上对非合作营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非洲的矿产资源对于中国经济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非洲市场给中国企业也带来了发展的空间，因此中非之间的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实践表明，中非合作取得了丰硕成果，中国协助非洲实现了巨大发展，这也成为国际舞台上南南合作的一个典范。这些实实在在的成绩使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获得广泛的认同和尊重。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国发展经验和发展影响的一种传播。另外，在当前国际格局中，中非关系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中非合作使中国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和践行。

　　为加强中国与非洲国家在新形势下的友好合作，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挑战，谋求共同发展，在中非双方共同倡议下，中非合作论坛于2000年正式成立。成员包括中国、与中国建交的53个非洲国家以及非洲联盟委员会。中非合作论坛成立以来，已先后举行了2006年北京峰会、2015年约翰内斯堡峰会、2018年北京峰会。2024年论坛会议是中非合作论坛第四次以峰会形式举办。除了峰会，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则每三年举行一届。中非合作论坛部长级会议及其会，轮流在中国和非洲国家举行。

　　2000年10月10～12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一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为中国与非洲国家发展长期稳定、平等互利的新型伙伴关系确定了方向。中国政府宣布了减免非洲重债穷国和最不发达国家100亿元人民币债务和设立“非洲人力资源开发基金”等举措。

　　2003年12月15～16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二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举行。会议主题为：务实合作、面向行动。中国政府宣布在论坛框架下继续增加对非援助，三年内为非洲培养一万名各类人才以及给予非洲部分最不发达国家部分输华商品免关税待遇等举措。

　　2006年11月4～5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隆重举行。会议主题为：友谊、和平、合作、发展。会议决定建立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中方宣布了旨在加强中非务实合作、支持非洲国家发展的八项政策措施，包括增加对非援助、提供优惠和优惠出口买方信贷、设立中非发展基金、援建非盟会议中心、免债、免关税、建立经贸合作区、加强人力资源开发以及教育、医疗等领域的合作。

　　2009年11月8～9日，中非合作论坛第四届部长级会议在埃及沙姆沙伊赫举行。中方宣布了对非合作新八项举措，涉及农业、环境保护、促进投资、减免债务、扩大市场准入、应对气候变化、科技合作、医疗、教育、人文交流等方面。

　　2012年7月19～2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主题是：继往开来，开创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新局面。中方宣布了在投融资、援助、非洲一体化、民间交往以及非洲和平与安全等五大领域支持非洲和平发展、加强中非合作的一系列新举措。

　　2015年12月4～5日，中非合作论坛约翰内斯堡峰会举行。中非紧紧围绕“中非携手并进：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主题。峰会上，双方同意将中非新型战略伙伴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宣布未来三年中方将着力实施工业化、农业现代化、基础设施、金融、绿色发展、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减贫惠民、公共卫生、人文、和平与安全等“十大合作计划”。

　　2018年9月3～4日，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举行。峰会以“合作共赢，携手构建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中非双方一致决定推进中非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将“一带一路”建设同非盟《2063年议程》、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非洲各国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中方宣布未来三年将重点实施产业促进、设施联通、贸易便利、绿色发展、能力建设、健康卫生、人文交流、和平安全“八大行动”，全面加强中非各领域务实合作。

　　2021年11月29～30日，中非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举行。会议通过《达喀尔宣言》《达喀尔行动计划(2022～2024年)》《中非应对气候变化合作宣言》和《中非合作2035年愿景》四份成果文件。